黄筌(约 903-965),字要叔,五代西蜀宫廷画家。成都(今四川成都)人。17岁时即以画供奉内廷,曾任翰林待诏,主持翰林图画院,又任如京副使。擅山水、人物、龙水、松石,尤精花鸟草虫,师法李踦、孙位,对刁光胤的花鸟画师法尤深,并加增损,创出一种新的风格。其花鸟画重视观察体会花鸟的形态习性,所画翎毛昆虫,形象逼真,手法细致工整,色彩富丽典雅。因他长期供奉内廷,所画多为珍禽瑞鸟,奇花异石,画风工整富丽,反映了宫廷的欣赏趣味,被宋人称为“黄家富贵”。今有《写生珍禽图》传世。子黄居宷、黄居宝等亦擅花鸟,承其父法,黄居宷有《山鹧棘雀图》传世。黄氏父子的画风深得北宋宫廷喜爱,对宋代院体画有极大影响,长时间内成为画院花鸟画创作的标准。

 


从晚唐至五代,虽然战乱频仍,军阀割据,但并未影响绘画艺术默默的走着她应走的道路。不仅如此,在一些封建割据的地方小朝廷中,绘画艺术甚至得到了君主特殊的爱护与扶持,各种题材、形式的绘画都没有放慢它们前进的步伐——花鸟、山水、人物均或多或少超越了前代的水平,而其中尤以花鸟画的成就为大,为两宋时期绘画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。画史记载唐人边鸾、薛稷辈擅画花鸟,但从存世的一些唐画中看来,独立的花鸟画作品终未得见。我们目前所能见到唐人绘画中出现的花竹禽兽,大抵只是人物画的衬景,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《簪花仕女图》中出现的多种花卉,或插戴与人物头上,或生于假山石畔;禽兽有白鹤及小犬等。但到了五代宋初,情况就有了改观,不仅有较多实物可证,画史记载中说得也较前明确。如北宋郭若虚的《图画见闻志》中所论“徐黄异体”——“黄”指西蜀的黄筌父子,“徐”则是南唐的徐熙家族,这些画家不仅都是独立的花鸟画课的作者,而且两人又具有不同风格体制的时代特点。

 

从五代开始,一些自然景物(花鸟、山水)才被有意识的作为独立的描画对象,才成为绘画艺术中的独立的画科、独立的题材。有才能的画家开始把描摹人物形象的艺术原则——“气韵生动”,移用到了花鸟画领域,黄筌父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,使“写实”的艺术技巧又推进了一大步。

 

 

成长经历

 

黄筌自幼聪慧,13岁时从刁光胤为师,学画花鸟,又据说学滕昌祐的蝉蝶,山水学李升,兼能道释人物,但最擅长的还是花鸟。

黄筌于17岁时随刁光胤同仕前蜀王衍,19岁即被赐朱衣银鱼,兼都麹院,以艺事备受王衍优遇。后蜀孟知祥僭位称帝,黄筌仍知遇依旧,进三品服;子孟昶即位后,又迁黄筌为翰林图画院待诏,赐紫金鱼袋,并主管画院。正因如此,黄筌的画派遂主宰了西蜀画院的画风,并多次奉命为宫殿、寺观作壁画及屏扆卷幅,又逐步加封为内供奉、朝议大夫、检校少府少监、上柱国、累迁如京副使、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,遂开以画艺得官职之先河。公元965年(北宋乾德三年),宋灭孟蜀,孟昶降,黄筌随昶归宋,入宋画院,又被封为“太子左赞善大夫”,赏赐甚厚。从此又将西蜀的宫廷画风带入北宋的宫廷画院,并统治了北宋早期的宫廷花鸟画风几近一个世纪之久。

 

黄筌一家具擅绘画,其弟唯亮,子居宝,居实,居寀,其中尤以黄居寀的成就最大,名声亦播于后世。

 

所学刁光胤,滕昌祐简介:


滕昌祐,字胜华,生卒不详,吴郡人(今苏州),唐末随僖宗入蜀。曾与黄筌等同事蜀主。工画花鸟蝉蝶,据说他学画而无师自通,但好写生,久而得其形似。复又擅书法。

刁光胤,生卒无考。雍京人(今西安),天复(公元901904年)间入蜀。《图画见闻志》等书中称之“刁处士”,画迹已不存。据说黄筌从他学画,亲授笔法。但显然刁光胤未入画院,其画风可能并未受到帝王贵胄审美趣味的左右。

 

轶事

 

黄筌虽然是宫廷画家,但能保持艺术家的个性,敢于坚持艺术的规律,这是他成功的基本因素,有一个故事很值得人们深省。据《宣和画谱》记载:蜀后主王衍曾诏黄筌一起观赏唐代画家吴道子画的钟馗。后主认为“吴道子画钟馗用右手第二指抉鬼的眼睛,没有力。不如改为用拇指有力”。于是命黄筌把画拿回去改一下。黄筌并不在吴道子原本上修改,而是根据后主的想法,重画一幅呈献。后主责备他不按命令办事。黄筌解释说:“道子的画,眼神意思都在第二指,现在我画的眼神意思都在拇指。”说明一件作品,是一个整体,不能修改局部而有损整体的道理。蜀后主不是艺术家,他乱出主意,而黄筌坚持艺术规律,决不唯命是从,这种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。公元926年西蜀在孟知祥统治时期设立宫廷画院,黄筌被授于“翰林待诏”,主持画院工作,他为西蜀宫廷服务四十余年。曾多次奉命为宫殿、寺院创作许多幅壁画。同时他创作的画卷,也往往成为西蜀与其他政权交往的礼品。北宋乾德三年(公元965)蜀主孟昶降宋,黄筌与其弟帷亮、子居宝等随孟昶一同到北宋都城汴梁(今开封)。黄筌父子虽然受到宋朝太祖的礼遇,但黄筌大约年事已高,故土难离,同时对西蜀的灭亡非常痛心,不久就病故,留下小儿子黄居寀供职于北宋画院。黄居寀(公元988?)能继承家学,而且“画艺敏赡,不让其父”,甚至画“怪石山景”,超过其父。此,他受到北宋太祖、太宗的赏识和恩宠。由于黄居柬身体力行地提倡黄筌的画风,所以黄家的艺术形式与格调,成为宋初画院评定绘画作品优劣取舍的标准,使黄家画风盛行达百年之久。直到北宋中期,画家崔白、吴元瑜的新画风出现,花鸟画坛才改变这种状况。

 

 

黄家富贵

 

黄氏父子的花鸟画,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其风格特点是“黄家富贵”。这种“富贵风”,大约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。第一是作品的题材方面。宋人郭若虚认为画家的志趣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作品的题材,并指出黄氏父子长期生活在宫廷,耳目所习,所以“多写禁篽所有珍禽瑞鸟,奇花怪石,今传世桃花鹰鹘、纯白雉兔、金盆鹁鸽、孔雀、龟鹤之类是也”。作品满足了帝王贵族的好奇心与热衷富贵的心理需求。第二是作品妙在设色。黄筌以精工的画法,改变庸人简朴的画风,作画线条均细轻柔,意在造型的准确性,同时注重色彩的渲染,不仅描绘出形态的毕肖,而且力求刻画出内在的生命力,所谓“骨气丰满”。正如宋代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明确指出:“诸黄(指黄氏一家)画花妙在傅色,用笔极新细,殆不见墨迹,但以轻色染成,谓之写生”。如今对照黄筌的课徒范画《写生珍禽图》,沈括的记载是非常可信的。

 

 

徐熙野逸

 

“徐熙野逸”,是对他画风的高度概括。这种“野逸风”,大约也包括两种含义:第一,绘画的题材。由于他生活在民间,过着闲散自由的生活,而且以“高雅”自任,所以作画取材自然不同于宫廷画家。据北宋郭若虚记载: “徐熙江南处士,志节高迈,放达不羁。多状江湖所有,汀花野竹,水鸟渊鱼。今传凫雁鹭鸶、蒲藻虾鱼、丛艳折枝,园蔬药苗之类是也”(《图画见闻志》卷一)。可见他的作品反映出文人士大夫那种酷爱自然的恬淡的心态。第二、独创落墨画法。徐熙《翠微堂记》一文中自述其作画“落笔之际,未尝

芳溆春禽册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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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”(引自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四)。《宣和画谱》肯定他独创性画法:“今之画花者,往往以色晕淡而成,独徐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,然后傅色”。北宋徐铉把这种画法概括为:“落墨为格,杂彩副之,迹与色不相隐映也”(引自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四)。五代宋初是花鸟画的写实时期,当时人们评价花鸟画的基本准则是“妙于生意,能不失真”(见《广川画跋》)。徐熙、黄筌尽管风格相异,但都具有较强的写实画风,则是时代特征的反映。北宋诗人梅尧臣赞美:“徐熙下笔能逼真”。米芾在其《画史》中记载:“徐熙、徐崇嗣花皆如生”即可证明。然而,北宋沈括说,徐熙作画“以墨笔画之,殊草草”(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七)。苏辙又说:“徐熙画花落笔纵横”(《栾城集》卷七)。前者是说用笔不太拘束,后者意为落笔有力。从这些文学语言中可以体会出徐熙大约比黄筌用笔生动,但不能忽略时代特征,理解为徐熙是写意画法。徐熙在江南艺术声誉极高,但他的画风在宋初艺术竞争中却不占优势,面对“黄家”画风的盛行,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不得不变更家传的落墨画法,来效法黄家的画风。他作画“更不用墨,直以彩色图之”(苏辙说是“以五彩染就,不见笔迹”),创造出“没骨画”。对花鸟画技法的丰富作出了有益尝试,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徐、黄二体,是五代宋初花鸟画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,“两者如春兰秋菊,各擅重名”。他们对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 

存世作品

 

黄筌的画,文献记载上所述的情况要加以确切的印证已十分的困难。因为目前我们能掌握的比较可信的作品,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一幅《写生珍禽图》(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) 这幅著名的《写生珍禽图》卷,纵415厘米,横70厘米,绢本设色,画山雀,麻雀,白头鹇,鹡鸰等十余只禽鸟,以及蜜蜂,蝉,蚱蜢等草虫,后有大小两只龟。具体的画法,先以较细柔的线条极工整的勾勒了物象的轮廓线,然后以较浅的色彩渲染。这幅作品上虽无黄筌名款,但有“付子居宝习”五字,似为一幅画稿,是用作其子黄居宝习画之用。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“工笔”花鸟画草创时期基本形制。宋·范镇《东斋记事》中谈及:“黄筌,黄居寀,蜀之名画手也,尤能为翎毛。其家多养鹰鹘,观其神俊,故得其妙。”可见黄家父子的画艺。从技法形式的角度来说是颇重视写生的。而且,不仅注意物态的形似,更注意到了追求神态的刻画。孟蜀的一位翰林学士欧阳炯所撰《奇异记》一文中更指出:“六法之内,惟形似,气韵二者为先,有气韵而无形似,则质胜于文;有形似而无气韵,则华而不实,筌之所作,可谓兼之。”

 


黄筌的作品
同时期画家